1．自然法则

所有物质/能量系统都有强烈趋向于最有序存在的趋势。然而如果不是被设计或有人工智能的参与，即使开放的系统也会从有序趋向无序，从有信息趋向无信息，最终导致能量逐渐损失。这就是为什么热量会从热的物体传向冷的，为什么太阳能不会令死的树枝继续生长(相对于绿色植物中含有特别的，预先设计好的机制)的最根本的原因。

如果把这个理论应用到第一个生命的起源这个问题上，它说明了生命只有在有外界信息被预先输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如果把这个理论应用到整个宇宙（热力学称之为“热量死亡”，也就是“从宇宙到混沌“）上，它揭示了“从混沌到宇宙，全是自然的过程“这一进化论的根本论点存在一个基本的矛盾。

2．地球上的生命

对地球上的生命的变化的观察似乎在使人错误地认为有证据支持进化论的从原生动物到人的理论（宏观进化论）。从已经存在的群体中选择的信息（例如，蚊子对DDT的免疫力）引起这一群体基因净数量的减少。从信息-理论和试验数据两个角度看，变异（复制错误）都不可能在信息量或复杂性上导致任何目的性或功能性的增加。恰恰相反，他们是传递遗传信息过程中的“噪音”。这与信息流中随机变化的科学原理相符合。这个信息流的下坡流动（从物种形成，物种消失和变异‘负荷’）与原始基因库中存在大量原始（被创造的）不同种类相符合。由于被观察的‘微观‘变化在信息上来讲是下降的，或最多是水平的，无论在多长的时间里，它们也不可能积累到足够得变化以至于能够产生‘宏观’进化的程度。

这些变化是进化论生物学课程中的主要内容，但你并不能从这里推断出变形虫到人的进化，而是看出他们更符合’创造-堕落’的模型。

3．化石

在可能存在的数以百万的过渡形态中，有三四个是有争议的。大英博物馆的进化论学者克林·帕特森博士对为什么她的描述中没有包括过渡形态的问题作了如下的答复：

‘我完全同意你认为我书中缺乏对进化转变的直接描述的观点。如果我知道有任何这样的化石或生命形式存在，我当然会引用进去。你建议说一个艺术家应该习惯于将这种转化视觉化，但他从哪里才能得到这些信息呢？实话说，我提供不了，而且如果我把这个任务交给艺术家，那岂不是误导读者么？’

‘我四年前写了这本教科书。如果要我现在再写的话，它就会大不相同了。我是渐变论的信徒，不仅仅是因为达尔文的权威，而且也是因为我对遗传学的了解似乎也要求我这样相信。然而当古德和美国博物馆的人说并没有过渡形态化石的时候我也很难反对他们。我本人也是个化石学者，我对要在化石中确认祖先这一哲学问题非常着迷。你说我至少应该‘展示一幅照片表明每一种生物体是从哪一种化石中得出的。’我必须说明并不存在一个化石可以无懈可击的说明这个问题。

即使那个经常被进化论引用的始祖鸟也没有明显的由鳞到羽毛或由肢体到翅膀过渡的证据。

当然还是会有人对进化论坚信不移，尽管他们的信念是建立在难以观察到的快速变化或者其他什么次要的假设上。

然而这种明显缺乏进化链的事实却强有力的证明了创造论的可靠性，无论人们如何对化石是如何与几时形成的争议有多少。

4．物体的年龄

从定义上来说，支持地球/宇宙的年代是短暂的证据就是支持创造论的证据。因为如果自然进化真存在的话，那将需要无数的年代。有很多证据反驳生命存在数十亿年的假想，包括快速地磁反转，基因，和其他据推测有数百万年的化石中的脆弱有机分子；大气中没有足够得氦，海中没有足够得盐分，按照碳-14推测有数百万年的煤和油，交错的不连续的地层，及其他很多实事。

因为人们无法直接测量在自己有生之年以外的时间，所以任何关于地球存在时间无论是漫长还是短暂的论点都必然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上。

关于地球历史是年轻的理论更合理，因为在地球岩石发现的数以十亿计的保存完好的化石软体需要沉积物的快速的沉积和硬化才能得以保存。对于在灾难性条件下快速形成的多种地层结构和峡谷的观察表明那种根深蒂固的认为地球是经过，缓慢，渐进，漫长年代进化的观点可能是大错特错了。

5．文化-人类学

在全世界各地数以百计的土著人的传说中都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每个记载都与圣经中的相符合，这说明了大洪水是真实存在过。还有广泛流传的关于语言被散播的记载。语言学和生物学上的证据最近揭示了一个至今为止还未被注意到的不同人种之间基因上的相似。这与人类是从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少量的人口中进化来的论点相吻合，而否定了以前被广泛接受的认为人是从长时间的孤立状态中进化来的观点。线粒体基因研究表明全人类可能是同一个女人的后代。这些证据可能与某个进化论模式相符，但不是它的直接预言。却与圣经创造论直接符合。

6．设计和复杂性

极度复杂的人体器官和某些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器官（有机体的）系统被认为不可能有部分合作，部分工作的简单形式的可能。复杂的不可思议的人的大脑，它的创造性，抽象思维能力，具有远远超过仅仅生存需要的程度。这也许是通过因果关系推里可以发现的最明显的智慧创造的证据。

在分子级别上，标志生命形式的组织模式与例如晶体排列有本质的不同。例如，某种特定蛋白质的功能取决于其构成物质的序列的排列。用来制造这些序列的编码的信息不是组成蛋白质的化学成分所固有的（对晶体而言），而是外来的。

在繁殖过程中，需要用来制造生命机体的外来信息被同样（或更加）复杂的系统印刻到物质基层上以提供一个预先编制好的模式。这些系统本身也需要同样的机制来繁殖。没有任何已知的自发的，物理-化学过程能制造这样的含有信息的序列而不需要已设计好的机制，除了在外来智能作用下。从这些观察中能得到的最合理的结论就是外来智能是大量以具有完好功能形式存在的原始生物信息产生的原因。

罗马书1：20说道，‘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经许可使用，转自国际创造事工

creation.com/categories-of-scientific-evidence-for-special-creation-chinese-simplified

原作：马文.路博纳   翻译：中国创造论团契

有一则颇流行的神话称放射性元素测年法证实了地质年代表和人类进化论。这些测年法看似很高端，连很多基督徒都认同它们就是年老地球的证据。澄清这个错觉的最佳办法，就是考察一下东非KBS凝灰岩层和这里出土的著名化石KNM-ER 1470。¹

理查德·李基（Richard Leakey）是两位著名古人类学家路易斯（Louis）和玛利亚·李基（Mary Leakey）的儿子。他于1967年考察了肯尼亚北部的鲁道夫湖（现在的图尔卡纳湖）的化石沉积层，并立即组织了一支远征队伍，寻找人科动物的化石。

在所有发现的化石中，最重要的要数KNM-ER 1470（颅骨1470）。这颗颅骨表面看上去很接近现代人的头骨，但是理查德·李基最初推测它有290万年的历史。

凯·比汉斯迈耶（Kay Behrensmeyer）是一位地质学家，早期曾与理查德·李基在东鲁道夫一起工作。她在考察那片地区的地质结构时，发现了一层由火山灰构成的地层或称凝灰岩，后来被命名为凯·比汉斯迈耶场（即KBS凝灰岩）。

如果这层KBS凝灰岩是位于其它地方，就不会引起人们关注。但在东鲁道夫这个地方则意义非常。第一，一般情况下，放射性测定法不能用于人的化石和文物（工具），但是可以用于KBS凝灰岩，因为它含有钾-40，而钾-40会衰变为氩-40。第二，有些出土的石制工具与KBS凝灰岩相关联。人们假定，利用凝灰岩则可估测石器的年代。第三，在KBS凝灰岩以上的和以下的地层都出土了数百件智人和南猿的化石。因此，这层凝灰岩的年龄就成了在它之上的化石的最大年龄和在它之下的化石的最小年龄。

第一次对KBS凝灰岩进行放射性元素定年是在1969年，远远早于发现颅骨1470的时间。理查德·李基将岩石标本提供给钾-氩测年法的权威人士F.J.菲奇（F.J. Fitch，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和J.A.米勒（J.A. Miller，剑桥大学）。

菲奇和米勒第一次测得的结果是2.12到2.30亿年，符合进化论的要求。然而关于这一结果，他们表示：“这些结果清楚地表明，这里有外在因素造成的氩元素年龄差异….”。 ²  他们怎么知道存在差异？这是根据伴随着岩层出土的化石得出的结论。虽然我们一再被告知，测年法能够独立地证明进化年代，但是事实上，与地层相关联的化石已经决定了估算出来的“可接受的”年龄。根据他们的进化观点，出土于KBS凝灰岩层之下的南猿和其他哺乳动物化石足以决定这岩石层应该有200到500万年的历史。

所测得的2.12到2.3亿年的结论实在是谬以千里。如果没有与地层相关联的化石，根据这一测年法得出的结论是对是错，相信进化论的地质学家将无从知晓。在没有化石作为参考的其它情况下，相信进化论的地质学家就会把根据放射性测年法估算的年龄当作正确的答案。菲奇和米勒要了新的标本，于是他们根据这些浮石团和长石晶体得出新的结论：KBS凝灰岩有261万年的历史。3 李基于KBS凝灰岩之下的岩层中发现了颅骨，而KBS凝灰岩的测定年龄为261万年，颅骨下面的岩层的年龄被定为318万年，因而颅骨的年龄被估算为290万年。

1972年，在颅骨1470被公开之前，维森特·马格里欧（Vincent Maglio，普林斯顿大学）在《自然》期刊上发表了鲁道夫湖泊东边埋有人科动物的沉积岩的年代表，其中包括KBS凝灰岩。4  该年代表的根据是两种猪和一种象的演化谱系。马格里欧的年代表和菲奇-米勒的测定结果一致，并被认为是证实了他们测得的年代。

1974年，《自然》杂志发布了这片地区的第三份年表，这次的根据是古磁场。⁵   270万年到300万年的结论似乎已经成为了联合其它定年法的‘轴心’。⁶

到1974年末，人们使用了四种不同的测年法，对KBS凝灰岩做了五次年代测定。据说不同测年法得出了互不冲突的结果，这似乎是地质学家梦寐以求的。

然而，在台面以下, 这个被确定为290万年的头骨1470让进化论界难以接受。按照人类进化理论来看，一个与现代人如此如此相似的颅骨不可能那么古老。可是理查德·李基却一直坚持他最初测出的年代。如果颅骨1470真有290万年，那么他就发现了人属中最为古老的成员，否则他的发现就没有多大意义！因此，他拒绝降低这颗颅骨的年龄。

与此同时，另外一份由G.H.柯提思（G.H. Curtis）和他的同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的研究则称凝灰岩有两个独立的部分。其中一个年龄是160万年，而颅骨1470出土的另一个部分，年龄是182万年，两个年龄都比之前五次研究发布的年龄要低。

以上引用的所有文章都称，要获得没有受到干扰、风化或是再生岩的岩石标本或晶体标本，困难重重。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哪个标本是测年的优质标本呢？答案是，‘优质’标本会测出与进化论预设一致的年代。‘劣质’标本就是那些测出的年代与进化论不一致的标本——这是一个经典的循环论证。

1980年的三月20日，又有两份发表于《自然》中的测年法研究对之前的研究成果提出批判，并称KBS凝灰岩的年龄是187到189万年。1981年末，伊恩·麦克德哥（Ian McDougall）发表了一份关于KBS凝灰岩的研究，称凝灰岩的年龄是188万年。而那时，KBS凝灰岩测年结果的争论已经持续了10年，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一个距我们更近的日期。

猪的力量

虽然看上去KBS凝灰岩的争论是在1980-1981年间被不同测年法测得的结果平息的，但事实上，这个争议是在1975年被猪平息的。

唐纳德·约翰森（Donald Johanson）回忆了1975年参加伦敦人类学和地质学主教会议的经过。当时巴兹尔·库克（Basil Cooke，哈利法克斯戴尔豪斯大学）发表了一份重要研究报告。他的研究是针对南埃塞俄比亚，包括哈达尔地区（埃塞俄比亚）和奥杜威峡谷（坦桑尼亚）地区的猪基因序列。据库克的研究，以前对图尔卡纳湖（即从前的鲁道夫湖）的定年比实际年龄高出了80万年。这是他从图尔卡纳的猪得知的。

关于会议进行的情况，约翰森写道：“除了图尔卡纳湖团队[理查德李基和他的研究伙伴]，所有人都同意KBS凝灰岩以及头骨1470的年龄需要更正。”⁷

整个事件惊人的部分在于，古人类学家拒绝了他们一般认同的客观、科学数据。几份研究都具备内部一致性，五种不同定年法测得的结果非常接近。但是唯一的问题就在于，这些年代无法与猪和人的进化理论相融。

猪的进化貌似简明地了结了东非KBS凝灰岩测年问题，但是证据却无法令人心悦诚服。在库克提出的猪种系发展史中（非洲灌丛野猪、巨林猪、疣猪等），他将猪分成了三个分类学上的“群”。其中两个种群起源于“假想的猪类祖先”。组成这个三个群的20个品种的谱系相互平行，中间仅用虚线连接，表示任何两个物种之间的血缘关系尚没有得到证实。这张图也完全可以由创造论者绘制出来。

很多猪化石证据都是牙齿。有几个种类是基于非常薄弱的证据上（“不完全知道”、“罕见”、“稀少”等），各种关联大都是出于猜测。

1980-1981年出版的关于KBS凝灰岩年龄的研究论文中有太多对早期研究的批判，以至于他们不得不质疑自己使用的测年方法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放射性测定法的神话

从上文所述的经过中可以突出地看到放射性测年法有两个严重的问题。首先，对KBS凝灰岩进行年代测定的历史说明，无论科学家如何严谨地选择岩石标本和进行实验操作，只要他得出的结论不是“正确的年代”，都会被指控为用了受干扰（受污染）的标本和有误的方法，而这些指控却不需要证据来证实。文献显示，即便放射性元素测年法的理论成立（其实不然），要在实际操作中找到纯净的、未受污染的岩石标本，也需要人类所不具备的无所不知的能力才能实现。放射性元素测年法是一个自欺欺人和循环论证的经典例子。这是进化论的又一个迷思。

第二，一般情况下，都是先发现化石，接下来人们对化石出土的岩层进行测定。在这种情况下，古人类学家在某些程度上就可以对结果有一些控制。他可以拒绝不符合化石进化的年代。他甚至都不需要发表那些“异常错误”年代。这么做的结果，就是绘制一副看上去非常符合人类进化论的人类化石记录图景，实际上却在误导人们。

如果颅骨1470没有被发现，KBS凝灰岩就很可能被定为261万年。科学家就会告诉我们，因为放射性测定法的准确性，又因为有几种独立的测年法的控制，这个结果是一个“保险的年代”。这颗与现代人十分接近的颅骨1470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而它刚好处于KBS凝灰岩下方，从而促成了长达十年的争论。

在这桩长达十年的关于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类化石的年代之争中，最后还是猪胜出了。猪打败了大象，打败了钾-氩测年法，打败了氩40/氩39测年法，打败了裂变径迹测年法，打败了古磁场。猪大获全胜。

但是，实际上，获胜的并不是猪，而是进化论。在测年的游戏中，进化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和参考文献

1   KNM-ER 1470：KNM代表肯尼亚国家博物馆9 (Kenya National Museums)，这是它珍藏的地方；ER代表东鲁道夫（East Rudolf），这是它出土的地方； 1470是博物馆收藏号）。

2   J. Fitch and J.A. Miller, ‘Radioisotopic Age Determinations of Lake Rudolf Artifact Site’, Nature226, April 18, 1970, p. 226.

3   同上, p. 228.

4   Vincent J. Maglio, ‘Vertebrate Faunas and Chronology of Hominid-bearing Sediments East of Lake Rudolf, Kenya’, Nature239, October 13, 1972, pp. 379–85.

5   Brock and G. Isaac, ‘Paleomagnetic stratigraphy and chronology of hominid-bearing sediments east of Lake Rudolf, Kenya’, Nature247, February 8, 1974, pp. 344–8.

6   同上, p. 347.

7   Donald C. Johanson and Maitland A. Edey, Lucy: The Beginnings of Humankind,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81, p. 240. Bracketed material added for clarity.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创造事工国际 

本文源自创造国际事工网站chinese.creation.com，经许可使用。

原文http://creation.com/the-pigs-took-it-all

我们的博物馆、中小学校、学院以及综合性大学的生物学课程都在强调同类生物种内的变异是进化的“证据”。例如，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宣称狗的育种证明了进化论。这类假设认为：我们若花足够长的时间一代一代培养狗，最终将产生不是狗的生物——一种本质上不同于狗的物种。对于不知情的人而言，这看起来很有说服力——毕竟，的确存在很多不同品种的狗。然而，来自育种的证据和遗传学原理却给进化论提出了巨大的难题。尽管经过很多代的育种产生了许多不同品种的狗，从吉娃娃到大丹犬，狗始终都只是狗。狗只能繁衍出狗，正如玫瑰只能繁殖出玫瑰。

作 为一名获得植物生理学博士学位、并在果树育种等方面有二十多年研究经验的生物学家，我认为遗传学对进化论者提出了致命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若要从 微生物进化到人类，必然需要一种能获得新的复杂性状的机制，但生物体内没有这种机制，也无法产生新性状所需的遗传信息。

最近有人对美国中密歇根大学修学遗传学的学生作了一次调查。尽管该课程几乎可以肯定是从进化的观点讲授的，调查结果仍显示，相信进化论的学生人数从上课前的81%，下降到课程结束后的62%。¹如果这门课能够摒除偏向进化的讲授，那么，学生们转向创造论的态度恐怕会更加明显！

猪生猪！

一个物种怎么可能变成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物种呢？在一次进化论者开的“家畜的繁殖证明进化”的学术讲座之后，在场一位英国养猪的农民说：“教授，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我饲养又繁殖了一代又一代的猪，得到的还是猪——如果不是的话，我早就破产啦！”

进化论学者凯斯·斯图尔特·汤普森[Keith Stuart Thompson]博士说：“进化论学说可谓受到两面夹击。外部受到反科学者的坚决抵制；内部受到遗传和发育机制难以解释的复杂性、以及关键的未解之谜——物种起源本身的烦扰。” 2换句话说，生命体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其复杂的生化系统怎么可能产生于任何人想象出来的自然过程呢？并且如此复杂的系统怎么可能仅仅通过在其中发生的随机变化就变成另一种全新的系统或物种呢？

汤 普森13年前所说的问题，此后被分子生物学的诸多研究成果放大了。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每一次新发现都是在自然主义起源说（进化论）的棺材上加一颗钉子。当我 还在悉尼大学读研究生时，在一节生物化学课上，我学习了一种基因的运作机制，这种基因存在于细菌中，负责产生分解乳糖的复合酶，不可思议的是，乳糖复合酶 只有在乳糖存在时才会产生。这个系统的设计是如此精美、恰到好处，简直就是为了要实现其功能而精心定制的。在课后讨论时，一位学生提问老师，这样的一个系 统怎么可能是进化而来的呢？答案是：“不可能。”如此综合而复杂的系统绝不可能通过偶然、随机的进程产生（例如突变等）。

究竟如何

分子生物学家迈克尔·丹顿[Michael Denton]博士既不是一名基督徒，也不是创造论者，在其写的《进化论：一个遭遇危机的理论》[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³一书中阐明这个难题：即通过随机过程产生生命或者产生新的遗传信息的观点面临重重困难。虽然丹顿博士的书出版于1985年，但是书中所有重要的实质性内容都还没有过时。尽管此书出自该领域的专家之手，但深入浅出。

没有任何已知的自然过程能够产生新的、更加复杂的生物性状。如果一只爬行动物要变成一只鸟，这只爬行动物就必须获得长出羽毛的能力，同时产生许多其它不可能的变化。爬行动物要长出羽毛就必须有新的基因制造生长羽毛所需的蛋白质，而通过自然过程产生这类基因，从而制造出与现有的蛋白完全不同的蛋白质的几率基本为零。

新“物种”？

如果新“物种”的定义是指不能和同属的其它物种交配繁殖的生物，那么新“物种”的确可以并且已经产生了，但这并不是进化的证据。因为新“物种”没有新的遗传信息！以果蝇为例，这是大学遗传专业实验室中常常见到一种飞蝇，新“物种”确实出现了。新“物种”不能和它的亲本果蝇交配，却可以在其自己的类群间繁殖，那么按照定义，这就是一个新“物种”。然而，这个新“物种”并没有新的遗传信息，只不过是一条染色体上的基因发生了物理重组——专业术语称为“染色体易位”罢了。

要实现“从细菌到戏角”的进化进程，需要增加难以想象的海量的新遗传信息。普通的细菌大约由2000个蛋白质组成；人体由大约10万个蛋白质组成。每向前进化一步，都需要增加新的遗传信息。那么，这些遗传信息从哪儿来呢？不可能通过基因突变而来——因为突变只会导致信息减少。

激进的进化论者卡尔·萨根[Carl Sagan]承认：“……基因突变的发生是随机的，并且几乎都是有害的——一部精密的机器通过制造说明书上随机的变化而升级，这是极其罕见的。” ⁴

…但是没有新“类”

自然界存在许多不同品种的鸽子、牛、马、狗等，但是它们仍然是鸽子、牛、马、狗等。重组现有的基因能在同一类内产生许多变种，但这些变化都限于现有基因携带的信息。如果现有的基因中没有生长羽毛的基因，那么纵使你花上长达十亿年的时间繁殖爬行动物，也得不到任何长羽毛的东西！多倍体（染色体数量成倍增加），染色体易位、重组、甚至（可能的）基因突变都可以产生“新物种”，但这些新物种并不具有新的遗传信息，也就不会表现出新的遗传性状。

基 因突变有可能产生一些在人看来“优化的”品种（例如，更矮的小麦、不同的蛋白质品质、低水平的毒素等）。但是，当从分子基础上观察这些“优化“的特性时， 研究者们发现“新”特征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产生了新的蛋白质，而是在原有蛋白上发生变构，因此，这只不过看起来是一个新的特征而已。除草剂抗性就是这么一个 例子。

除 草剂通常需要嵌入相应的酶中才能发挥作用——有点像钥匙插入锁中。如果酶这把锁上插了一把错误的钥匙－－除草剂，那么正确的钥匙－－正常的化学底物，就不 能与酶结合，（译注：也就不能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从而导致植物－－草的死亡。（如图所示）。如果编码这种酶的基因发生突变，酶的结构也就发生细微的变 化，导致除草剂分子不能再与之结合，这样，植物就获得除草剂抗性。改变后的酶足以发挥常规的作用而确保植物存活，但是它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有效地发挥正常的作用，从而导致植物在没有除草剂的野外环境里存活的适应能力下降。

在 整个创造论与进化论的争论中，要牢记，同类生物种内的变异，例如通过育种或环境适应产生不同品种，并不是进化。所有来自生物学/遗传学方面所谓的进化的 “证据”，实际上不过是同类生物内发生的变异，根本不是进化。这些例子白桦尺蛾、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植物对杀虫剂的耐药性、马的“进化”、加拉帕戈斯 （达尔文雀）、北极燕鸥等。创造论者们也认识到自然选择在改变群体中的基因频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和称某种神秘的‘简单’生命形式经过几十亿年 后变成人类的所谓‘进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自然选择不能产生新的遗传信息，突变、多倍体等等也不能。

进 化论者们经常把生物间的自然变异称为“微进化（种内进化）”。这会误导人们认为既然这些种内的变化是真实的，那么进化论本身——从分子进化成人——也就被 证实了。其实两者没有逻辑关系：某一种群中基因频率的变化，就像白桦尺蛾那个例子，和基因本身的起源之间没有逻辑关联，但是进化论者们却宣称他们的理论解 释了后者。

进 化论学者乔治·伽柏·米克洛斯（George Gabor Miklos）博士，在最近一篇论文中精辟地总结道：“我们可以从所有层面检验自然变异……并假设在臭虫、熊类和腕足类动物中都持续发生着物种形成事件， 一直到地球湮灭那一天，但到那时，我们还是只得到臭虫、腕足类动物和熊类。根据它们身体的构造，没有一个会转变成轮虫、线虫或者吻腔类动物。”5

上帝创造的所有生物都具备发生基因变异的能力，这是通过繁殖过程中的基因重排而形成的。然而，这些变异的发生都是基于已被创造好的基因，外加一些由原始基因发生非致命性突变而致的额外变异所致。人类中由基因突变而导致的外观上的额外变异可能包括皮肤上的雀斑、蓝色的眼睛、金色的头发、不能卷的舌头、没有耳垂以及男性脱发。 

正如圣经所说，生物繁殖各从其类（创世记1:11,12,21,24,25）。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直到世界的末了。

参考文献

1. Hodgson, R.K. and S.-p. C. Hodgson, ‘A survey on university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ce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in the creation/evolution controversy’, Creation/Evolution Vol. 34, Summer, 1994,    pp. 29–37.
2. Dr Keith Stuart Thompson, American Scientist, Vol.70, September–October 1982, p. 529.
3.  Michael Denton, 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Burnett Books, London, 1985.
4. Carl Sagan, The Dragons of Eden, Hodder and Stoughton, London, 1977, p. 28.
5.  George L. Gabor Miklos, ‘Emergence of organisational complexities during metazoan evolution: perspectives from molecular biology, palaeontology and neo-Darwinism’, Mem. Assoc. Australas. Palaeontols 15, 1993, p. 25.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创造事工国际 

本文源自创造国际事工网站chinese.creation.com，经许可使用。

作者：唐.巴腾 (Don Batten)  翻译：中国创造论团契

我们仍然经常听到一些说法，认为人类跟黑猩猩的DNA是“几乎一致”的，两者仅仅有1%的差别。比如在2012年一份关于倭黑猩猩的基因测序报告中就有这样的观点：

“自科研人员在2005年对黑猩猩基因进行测序以来，他们已经获知人类与黑猩猩的DNA99%是相同的，也使黑猩猩成为最接近我们人类的近亲。” ¹

这些信息并非来自一些低劣的出版社，而是出自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的《科学》期刊，它是全球公认的两份顶级科学杂志之一（另外一份是英国的《自然》期刊）。

最初宣称1% DNA差异的论点可追溯到1975年²。多年后人类与黑猩猩DNA碱基对的直接比对才成为可能，人类DNA第一份图谱直到2001年才发布，而黑猩猩的DNA图谱则在2005年发布。1975年的DNA数据来自对一小段人类与黑猩猩的DNA的粗糙对比，而且这段用于对比的DNA在相似性上是经过预先筛选的。研究者通过将黑猩猩与人类的DNA杂交，确定两者中能有多少可以互补拼合到一起。

1%的不同能被视为“几乎相同”吗？

人类基因组大概含有30亿对碱基。如果1%的差异是正确的，就意味着有3000万个碱基不同的，如果把这3000万个碱基排列打印出来，就会印成10本圣经大小的书，这数量是最简单细菌的DNA的50倍³。事实上这已经是非常大的差别，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去考虑，这种差别也远不能通过进化的方式达成，即便允许有数百万年的时间⁴。

真正的差别是什么呢？

人类和黑猩猩DNA序列公布后，研究者便可以对其两者序列进行对比。但这种对比存在问题。黑猩猩的基因组并非凭空建构。首先要对小片段的黑猩猩DNA进行测序，换句话说，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采用化学方法对“碱基”的顺序进行定位。之后，科研人员将这些“碱基” 片段与人类基因组对齐，排列在他们认为合理的相应位置（使用计算机进行对比并设置分段）。然后将人类基因组删去，就做成了一个所谓的黑猩猩基因组，这就使人类和黑猩猩看起来是来自一个共同的进化系谱，同时也虚构一个并非真实的杂种DNA序列。通过这种进化假设构建出来的黑猩猩基因组，会比其真实的基因组更接近于人类的基因组。尽管通过这种有进化论偏向性的比对方式，人类与黑猩猩基因之间的实际差异也远远大于1%。

在2007年，《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人类与黑猩猩DNA相似度的文章，题为：《相对差异：1%的迷思》²。文章作者乔恩·科恩（Jon Cohen）质疑了沿用1%之说的合理性，他引用黑猩猩序列初稿公布之后的的对比结果，表明人和黑猩猩基因大概有5%差异。然而1%差异的谬论在2012年继续出现在该杂志上。

为了说明其错误之处，杰费里·汤姆金斯博士（Jeffrey Tomkins）和杰里·贝尔格博士（Jerry Bergman），在2012年就人类与黑猩猩DNA对比这个课题，回顾了那些已出版的文献⁵。当他们把所有DNA数据都作为考察对象，而不仅仅针对那些预先筛选好的DNA部分片段进行研究后，他们发现：“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人类与黑猩猩基因组的相似度不会高于87%，甚至不会高于81%。”

换句话说，人类与黑猩猩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很可能超过19%。事实上，汤姆金斯博士做了全面的对比，发现其差异程度高达30%左右⁶。同时，只存在于雄性中的Y染色体差别极大，跟进化论者所预计的情况完全相反⁷。

将两种复杂的基因组进行比较是相当困难的。人们必须对DNA各个部分的重要性，以及不同差异类型的作用提出假设。例如，黑猩猩DNA中没有的，但出现在人类基因组的部分，应该如何处理？反过来也是一样，人类DNA中没有的，却出现在黑猩猩基因组上的部分，又应该如何处理？目前普遍的做法倾向于忽视各自没有的部分，而仅仅去比较两者相似的基因。

目前许多比对仅仅针对那些编码蛋白质的基因（蛋白编码基因仅占DNA总长度的1.2%，不同物种间共有的许多蛋白编码基因的确非常相似8），这种对比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认为不编码蛋白质的DNA并不重要，甚至认为是垃圾DNA。但是，这种观点已经不再成立。几乎所有的DNA都可能有其作用，这点也再次与进化论者所期待的不符⁹。但是即使“垃圾DNA ”没有任何作用，它们的差异也远大于能蛋白编码DNA的差异，所以在评估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差异时，一定要将它算在里面。我们与黑猩猩并非99%相同，完全没有这回事。

百分比相似度能证明些什么呢？

无论是进化论者还是创造论者，在算出DNA相似度的百分比之前，都不曾、也不会对其做出预测。换句话说，无论百分比是99%、95%、70%或者其他任何值，进化论者仍然认为人类跟黑猩猩是同源的，而我们创造论者则认为是共同的设计。在理解这些数据的含义时，我们所讲的并不是可以用实验证明的硬科学，而是各人基于自己的世界观理解其意义。

然而，人类与猿类的差异越大，就更难解释两者在有限的进化时间内，如何产生这些差异。所以进化论者更倾向于淡化人类与猿类之间的差异。

谬论仍旧延续

人类和黑猩猩整个基因组的对比结果显示人类和猿类的差异远大于1%，然而这1%的谬论仍旧存在。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2012年里这样的谬论会一直出现在《科学》杂志上呢？2007年科恩（Cohen）曾引用遗传学家沙凡特·帕浦（Svante Pääbo）的话，沙凡特·.帕浦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进化研究所黑猩猩研究团队的成员，他说：“最后，对于如何看待人类与黑猩猩的差异是一个涉及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问题” ²。

或许进化论者之所以紧紧抓住1%的迷思是出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缘由。通过DNA比对得知，人类跟黑猩猩在DNA上相去甚远。而进化论者除了否定对比结果所反映出的清晰结论外，其目的又是什么呢？这种认为人类与猿类相似的谬论甚至被用于支持以下观点：在世界上人类并无特别之处，甚至黑猩猩也应该被赋予人权¹⁰。

这种巨大的差异没有依随进化论者的期望，相反地，它更支持我们是被单独创造而非源于动物这一观点。神从尘土中创造第一个人（创世记2:7），又从其肋骨创造第一个女人，而绝非从任何猿类动物中创造人的（创世记2:22）。人类跟其他生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是神按照其形象所创造的（创世记1:26-27），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创造。这一形象在人类堕落中被玷污，但并未失去¹¹。所以神造人，无论现在还是在永恒里，都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相关文章:

从基因看人类的起源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Gibbons, A., Bonobos join chimps as closest human relatives, Science Now,13 June 2012; news.sciencemag.org.
2. Cohen, J., Relative differences: the myth of 1%, Science 316(5833):1836, 2007; doi: 10.1126/science.316.5833.1836.
3. 生殖器支原体有521个基因（包括482个蛋白编码基因），由582,970个碱基组成。见 Fraser, C.M. et al., The minimal gene complement of Mycoplasma genitalium, Science 270(5235):397–403, 1995; doi:10.1126/science.270.5235.397.
4. Batten, D., Haldane’s dilemma has not been solved, Creation 19(1):20–21, 2005; creation.com/haldane.
5. Tomkins, J. and Bergman, J., Genomic monkey business—estimates of nearly identical human-chimp DNA similarity re-evaluated using omitted data, Creation 26(1):94–100, April 2012; creation.com/chimp.
6. Tomkins, J.,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himpanzee and human chromosomes reveals average DNA similarity of 70%, Answers Research Journal 6(1):63–69, Feb. 2013; answersingenesis.org.
7. Catchpoole, D., Y chromosome shock, Creation 33(2):56, 2011; creation.com/chimp-y.
8. 差别很大的物种可以共有许多很相似的蛋白质，所以将蛋白编码基因进行对比会人为地夸大其相似性。与染色体结构有关的组蛋白和骨骼中的骨钙蛋白，在许多物种中是几乎完全相同的。物种之间的差异更多是基于非蛋白编码DNA，而这些非蛋白编码DNA控制着蛋白合成的时机和数量。参见 Carter, R., Splicing and dicing the human genome, 1 July 2010; creation.com/splicing.
9. Batten, D., Dazzling DNA, Creation 35(1):38, January 2013.
10. Cosner, L., Going ape about human rights: Are monkeys people, too?com/goingape, 9 July 2008.
11. Cosner, L., Broken images, Creation 34(4):46–4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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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creation.com/1-percent-myth

摘自《反驳进化论》——为帮助学生、家长和老师回应“进化论最新论证”而撰写的指导手册

作者：约拿单·萨法提博士   翻译：中国创造论团契

进化论者错误地认为数十亿年的时间能够让分子进化成人类。所以《关于进化论和科学本质的教育》（Teaching about Evolution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一书提出了所谓“漫长时间的证据”。第36-37页上的图表形象地描述了这种观点：在一条长达五十亿年的时间轴上，人类的存在只出现在轴线末端一个很小的点上，以至于要放大两次才能显示出来。

但若以圣经为思想基础，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圣经说，人是在近六千年前的创造周第六日被造的。因此，以圣经世界历史年表为依据，人会出现在时间轴的开端，而非末端。如果我们用一条和书中一样的15英寸（39厘米）的时间轴，那么人就会出现在距起点不到千分之一毫米的位置！而且，基督徒理应会认真对待耶稣讲过的话。祂曾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马可福音10:6）。这样就意味着，圣经时间表和书中的时间表背道而驰。

本章将对岩层构造和年代测定法进行分析，并比较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模型所作出的预测。

岩石

世界上四处可见的厚厚的沉积岩往往被人们视为“漫长年月”的证据。首先，《关于进化论和科学本质的教育》在第33页有一则实用性的定义：

“沉积岩由风或水夹带的固态物质层层堆积后，在上方沉积物的压力作用下形成岩体。沉积岩中有时包含化石。这些化石来自夹带在固体沉积物中的生物残骸。”

书中提到“在漫长的时间中可达到相当的厚度”，用这样的语言灌输“深度时间”的概念，这已经超越了证据。深层的岩层可以在水量很少的情况下慢慢形成，也可以在水量很大的情况下迅速形成。我们已经讨论过，不同的先见会左右对相同信息的解读，对岩层的理解也是如此。人们对前一种解释的偏袒，其实取决于哲学，而非科学。在现代，沉积岩的形成过程通常非常缓慢，因此人们就假定过去也是如此。如果真是这样，岩层就只能通过漫长的年月逐渐形成。这种哲学常被称为均变论，认为事物总是以大致恒定的速率进展（今为识古之匙）。

1983年我在大学里学习的地质学课程中，均变论就是这样定义的，与灾变论对立。但在最近，“均变论”这个词已经在其它的语境中指“自然法则的恒定性”，有的时候被称为“方法学上的均变论”，而不是“物质均变论”。

应该指出的是，均变论的地质学家一直以来都容许偶然的灾变事件（如地域性灾难）。但是，现代地质历史学是构建在主流的‘缓慢渐进’的原则之上，这个原则依然是解释所有地质构造的首选架构。不过，灾变构造论证据凿凿，新灾变论者的群体正在扩大。但是，由于自然主义先见已定，他们当然拒绝以圣经创世记（全球）洪水来解释。

然而，如果有一个覆盖全球的（并且形成化石的）大洪水发生，它应该会因夹带大量的侵蚀物，并将之沉积在别处。许多生物将会被迅速掩埋而石化。

同时，最近发生的灾难也说明了，在类似创世记中洪水的事件中，大量岩层能够迅速形成。如在华盛顿州爆发的圣海伦火山，竟然在一个下午就产生了25英尺（7.6米）厚的层次清晰的沉积物！¹  而且，人们也观察到，在海滩上快速堆积的泥沙浆形成了厚达3至4英尺（1米左右）的整齐的沉积层，其面积如同一个橄榄球场。创造论者盖·贝涛特（Guy Berthault）所做的关于沉积作用的实验，有时是与非创造论者合作的，表明在沉积过程中，不同大小的沉积颗粒自动筛选归类，该机制可以形成清晰的沉积层。^2、3

在贝涛特的一个实验中，砂岩和硅藻岩被打碎，将其组分解析出来，以观察在不同水流速度中的沉降过程。从实验中看到，在不同速度的水流中形成的沉积层，其厚度是一致的。这提示，这些岩石最初就是通过类似的自我筛选机制形成的，然后颗粒被粘合在一起。⁴ 在贝涛特实验完成十年之后，《自然》也刊出了进化论者所做的类似的实验。⁵

当我们认同圣经是神的话，并因此相信圣经所记的是史实，我们就能对客观数据做出合理的分析。虽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能解决，但是很多问题的确已经迎刃而解。

反过来看，“缓慢渐进”的解释合理吗？想一想，死去的生物一般能保存多久？食腐动物和腐败过程可以在几周内毁尸灭迹。水母死后一般几天内就分解了。但是《关于进化论和科学本质的教育》在第36页还有一幅水母化石的照片。这显然不可能是缓慢掩埋的结果，一定是被水中夹带的沉积物迅速掩埋而形成的。这水中也含有大量溶化的矿物，才能将沉积物粘合在一起，使其迅速石化。

小册子《石头与骨头》⁶中，讲到了另外一些化石，也一定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其中一例就是一条7英尺（2米）长的鱼龙（一种已经灭绝的海洋爬行动物），正在生产时就被石化了。另一例是一条在进食过程中被石化了的鱼。小册子中还提到了一颗穿过好几个岩层的树干化石（即跨层化石）。如果在上的岩层需要亿万年、哪怕是几百年沉积而成，那么树干的上端一定腐烂掉了。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今天在火星上找不到液态水，但美国国家宇航局的科学家却认为在火星上曾发生过洪水，称火星上的峡谷一定是由洪水凿出。^7、8 如果地球表面是完全平坦的，现有的水足以覆盖整个地表，深达1.7英里（2.7千米），（甚至在今天，地球表面的71%依然被水覆盖！）然而他们却一并否认地球上曾发生过全球性洪水。如果不是因为圣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恐怕这些科学家全部会接受地球上有过全球性洪水。这又一次证明了科学家在解释证据时，受其先见影响的程度之深。

放射性测年法

如上面所看到的，地质记录中的证据与灾变伦吻合，而且很多地质特征都很难用缓慢渐进的过程来解释。然而，进化论者指出，一些测年法支持漫长年代的说法。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放射性年代测定法。这类方法在《关于进化论和科学本质的教育》一书的35页有精确的介绍：

“有些元素，如铀，经放射性衰变产生其它元素。地质学家通过测量岩石中放射性元素的含量以及它们衰变后产生的元素的含量，就可以算出从起初熔化的岩浆冷却成岩石以后的时间。”

然而对漫长时间的“鉴定”是一种解释，真正的科学数据是同位素的比例。每一种化学元素一般都有质量不同的多种形态，称同位素。对同样的同位素比例，科学家根据不同的假设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用沙漏做个比方。当沙子全部在上方的时候，我们可以测出沙子从上到下的流动速率。如果观察一个正在流动的沙漏，我们可以从上下的沙量和流动的速率算出沙漏何时开始流动的。但真的如此吗？我们首先要做出三个假设：

将上（母）下（子）两个容器的含沙量进行比较，就可以从沙漏“计时器”读出过去的时间。

1. 上下两个容器中沙子的初始含量是已知的。一般地，沙漏是在上端空了以后被反过来。但是，如果上端没空就将沙漏倒置，那么沙粒灌到下方一定刻度所需要的时间就会缩短。
2. 沙流速率不变。举例来说，如果沙子最近受潮了，流动速率就会比先前慢。如果之前的流动速率较快，那么沙粒灌到下方一定刻度所需的时间会比根据目前流速算出的时间要短。
3. 整个系统是封闭的。也就是说，在两端都没有加入或取出沙子。然而，如果我们假设，在我们不知情的时候，有人在下端加入了沙子，或在上端取出了沙子，这样一来，如果你根据上下端目前的沙量来计算沙流的时间，测出的就比实际经过的时间要长。

《关于进化论和科学本质的教育》特别强调了第二条假设：

“举例来说，放射性元素的衰变速率必须始终一致，不受外在因素，如温度和气压，的影响——这已经为大量物理学研究所证实。”

在今天的世界中，放射性衰变率看上去是恒定的，似乎不受温度和气压的干扰，但是我们仅仅验证过100多年以来的衰变速率，所以无法考证它们在所谓的几十亿年间是否恒定未变。物理学家罗塞尔·汉弗莱斯博士认为，在创造周，衰变率较现在快，创造周之后就保持恒定了。有可以证明这点的论据，如放射晕分析，但这依然是尝试性的解释。

《关于进化论和科学本质的教育》也提到了第三条假设：

“我们还假设所分析的岩石在过去没有被改造过，没有外来原子侵入，也没有原子逸出，这点需要地质学和化学上的详细资料才能判断。”

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钾和铀都是母元素，易溶于水，有被淋溶离开岩石的可能。氩是由钾元素衰变而成，是气体，因此容易逃逸。

“异常”岩石

有很多实例都说明放射性测年法的“年代”结果与石头的已知年龄不相符。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圣海伦火山的英安熔岩穹丘。我们知道这岩石形成于1986年，但是钾-氩测年法测得的结果却是35万年±5万年。⁹ 另一个例子是对新西兰瑙鲁赫伊山的安山岩熔岩流的测定。测出的年代范围从27万年以下到350万年不等，而实际上，其中一股熔岩流形成于1949年，三股是1954年形成的，还有一股是1975年形成的！这是因为在熔岩石化的时候，其中保留了过量的放射产物氩（40Ar*）。世俗科学文献也列举了很多已知年龄的岩石，因40Ar*过量而得出长达数百万年的年龄。过量的氩似乎来自地壳以下的上层地幔。这种情况更符合年轻地球论——氩元素还没有足够的时间逃逸。¹⁰

如果对于已知年龄的岩石，过剩的40Ar*会使其测得的年龄过大，那么对于未知年龄的岩石，我们还如何信任这种年代测定法呢？

另一个问题就是：不同测年法的结果不一致。如果两种方法测出的结果相冲突，那么，至少有一种方法是有问题的。举例来说，在澳大利亚，有一些木材被埋在了玄武岩熔岩流中，这从碳化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木材的碳-14测定结果是4.5万年，而用钾-氩测年法测得玄武岩的年龄则是4500万年左右！¹¹ 在晚二叠纪岩层中的树木化石，经测定也发现有碳-14残存。进化论者称埋有这些树木化石的晚二叠纪岩层有2.5亿年之久，但如果木材的历史超过了5万年，能够检测到的碳-14早已彻底衰变了。¹²[补充：关于“亿万年前的”煤炭、钻石中含碳－14的更多事例见放射性测定法的突破 (Radiometric dating breakthroughs)。]

根据圣经的年代纪录，放射性测年法得出的结果不可能是“漫长年月”所致。如上所述的许多“异常”现象都是很好的证据，但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所有同位素检测结果的真正原因。创造研究协会（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和创造研究院（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的一批创造论地质学博士和物理学博士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的目标是找出导致同位素比例的地质化学/地质物理原因。¹³ 一个有意义的线索就是质疑第一条假设——初始情况并非进化论者所假设的那样，而是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比如当初熔化为岩浆的岩石的化学构成。[补充：后来发现第二条假设是最薄弱的，有力的证据表明，过去的衰变速率要比当下快很多。见《放射性同位素和地球年龄》（Radioisotopes & the Age of the Earth）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实验结果。]

支持年轻地球的证据

其实，测定地球年龄的方法中有90%的结果都提示，地球年龄远没有进化论者所称的几十亿年。以下是其中的几个：

•    人们在一些（未石化的）恐龙骨骼中发现了红血球和血红蛋白，但它们不可能保存几千年以上——绝不可能是6500万年。（注：进化论者认为最后一批恐龙生活在6500万年之前。）¹⁴

•    地球磁场的衰减很快，其历史不可能长于一万多年。在大洪水时期的磁极迅速逆转现象和大洪水后发生的波动都加快了地球磁场的衰减。¹⁵

•    由于放射性衰变作用，氦正在大量地涌入大气中，但是没有多少逸出。目前大气中的氦含量达不到按地球已存在几十亿年的假设所预期的氦含量的1/2000。这些氦都是从岩石中扩散出来的，扩散速度很快，但是一些岩石中还有大量的氦，说明没有充足的时间——绝对没有几十亿年的扩散时间。¹⁶

•    超新星由大质量恒星爆炸形成，爆炸瞬间产生的强光比整个星系都明亮。根据物理公式，这些超新星遗迹（SNRs）的扩张应该持续几十万年。但是目前没有任何很老的，扩张范围很大的（第三期）超新星遗迹，而且在我们的银河系和卫星星系麦哲伦星云中也只有几个比较老的（第二期）的超新星遗迹。这一观测刚好说明这些星系的历史并不久远，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扩张。¹⁷

•    月球也正以每年5英寸（4厘米）的速度离地球远去，在过去速度更大。不过，假设月球起初与地球相互接触，移动到现在的位置也仅仅需要13.7亿年。这就是月球的最大可能年龄，但并不是实际年龄。而这个年龄远远小于进化论者的预期（而且也远远小于对月球岩石放射性测定得出的年龄）。¹⁸

•    盐入海的速度要远远大于离开的速度。如果盐的入海过程已经持续了几十亿年，海水要远比现在的咸。但是即使以对进化论者最有利的数据计算，海洋年龄也不可能超过6200万年——这远远比进化论者相信的几十亿年要小的多。这里又一次地使用了最大可能年龄，而不是实际年龄。¹⁹

还有与“几十亿年”不一致的现象，都可以在罗塞尔·汉弗莱斯的书《年轻地球的证据》（Evidence for a Young Earth）中看到。

创造论者承认，他们无法用某个科学方法证明地球的年龄。他们也意识到，所有的科学都是尝试性的，因为我们没有所有的数据，尤其是那些涉及历史的问题。无论是创造论者还是进化论者的科学证据，都要面对这个现实——进化论者也不得不放弃很多支持进化论的“证据”。举例来说，无神进化论者蒲罗凡（W.B. Provine）承认：“我在研究生阶段（1964—1968年）所学的这个领域的很多内容要么干脆是错的，要么已经有了很大改动。” ²⁰创造论者比那些声称自己能用现在的过程‘证明’地球已经存在几十亿年的进化论者，更能理解这些测年法的局限。其实，所有的年代测定法，包括指向年轻地球的方法，都是由无法证明的假设支撑的。

创造论者最终会用圣经的纪年表判定地球的年龄，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对世界历史的准确见证，而且与大量的数据一致。

Addendum: John Woodmorappe has published a detailed study demonstrating the fallacy of radiometric ‘dating,’ including the ‘high-tech’ isochron method: The Mythology of Modern Dating Methods (El Cajon, C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9).

附录：约翰·沃德莫拉普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地论证了放射性“测年”法的谬误，其中也论及“高科技的”等时法，论文题目叫做“现代测年法的神话” （The Mythology of Modern Dating Methods, El Cajon, C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9).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A. Austin, Mount St. Helens and Catastrophism,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1:3–9, ed. R.E. Walsh, R.S. Crowell, Creation Science Fellowship, Pittsburgh, PA, USA, 1986; 浅显文章参见K. Ham, I got excited at Mount St Helens! Creation 15(3):14–19, June–August 1993.
2. Don Batten, Sandy stripes, Creation 19(1):39–40, December 1996–February 1997.
3. Julien, Y. Lan, and G. Berthault, Experiments on Stratification of Heterogeneous Sand Mixtures, Journal of Creation 8(1):37–50, 1994.
4. Berthault, Experiments on Lamination of Sediments, Journal of Creation 3:25–29, 1988.
5. A. Makse, S. Havlin, P.R. King, and H.E. Stanley, Spontaneous Stratification in Granular Mixtures, Nature 386(6623):379–382, 27 March 1997. See also A. Snelling, Nature Finally Catches Up, Journal of Creation 11(2):125–6, 1997.
6. Carl Wieland, Stones and Bones, (Green Forest, AR: Master Books, Inc., 1994).
7. A. Kerr, Pathfinder Tells a Geologic Tale with One Starring Role, Science 279(5348):175, 9 January 1998.
8. Morton, Flatlands, New Scientist 159(2143):36–39, 18 July 1998.
9. A. Austin, Excess Argon within mineral Concentrates from the New Dacite Lava Dome at Mount St. Helens Volcano, Journal of Creation 10(3):335–343, 1986.
10. A. Snelling, The Cause of Anomalous Potassium-Argon ‘Ages’ for Recent Andesite Flows at Mt. Ngauruhoe, New Zealand,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Potassium-Argon ‘Dating,’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Creation Science Fellowship, Pittsburgh, ed. E. Walsh, 1998, p. 503–525. 这则文献收录了许多案例，其中有六例报导于：D. Krummenacher,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Argon in Modern Surface Rocks,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8(2):109–117, April 1970; 五例可见于 G.B. Dalrymple, 40Ar/36Ar Analysis of Historic Lava Flows,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6(1):47–55, 1969.大量案例也可见于 D.E. Fisher, Excess Rare Gases in a Subaerial Basalt from Nigeria, Nature Physical Science 232(29):60–61, 19 July 1971.
11. A. Snelling, Radiometric dating in conflict, Creation 20(1):24–27, December 1997–February 1998.
12. A. Snelling, Stumping old-age dogma, Creation 20(4):48–50, September–November 1998.
13.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Acts and Facts 27(7), July 1998.
14. Wieland, Sensational dinosaur blood report!Creation 19(4):42–43, September–November 1997; 根据研究报告：M. Schweitzer and T. Staedter, The Real Jurassic Park, Earth, June 1997, p. 55–57. [更新版: 更多关于恐龙骨骼中的有弹性的血管，参见 Squirming at the Squishosaur及文中链接的文章。]
15. R. Humphreys, Reversals of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During the Genesis Flood,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vol. 2 (Pittsburgh, PA: Creation Science Fellowship, 1986), p. 113–126; J.D. Sarfati,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evidence that the earth is young, Creation 20(2):15–19, March–May 1998.
16. Vardiman, The Age of the Earth’s Atmosphere: A Study of the Helium Flux through the Atmosphere (El Cajon, C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0); J.D. Sarfati, Blowing old-earth belief away: helium gives evidence that the earth is young, Creation 20(3):19–21, June–August 1998.
17. Davies, Distribution of Supernova Remnants in the Galaxy,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ed. R.E. Walsh, 1994, p. 175–184; J.D. Sarfati, Exploding stars point to a young universe, Creation 19(3):46–49, June–August 1998. 另参见 How do spiral galaxies and supernova remnants fit in with Dr Humphreys’ cosmological model? Dr Russell Humphreys himself explains ….
18. DeYoung, The Earth-Moon System,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vol. 2, ed. R.E. Walsh and C.L Brooks, 1990, 79–84; J.D. Sarfati, The moon: the light that rules the night, Creation 20(4):36–39, September–November 1998.
19. A. Austin and D.R. Humphreys, The Sea’s Missing Salt: A Dilemma for Evolutionist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Vol. 2, 1990, 17–33; J.D. Sarfati, Salty seas: evidence for a young earth, Creation 21(1):16–17, December 1998–February 1999.
20. 《关于进化论和科学本质的教育》：蒲罗凡博士的书评;可以在网上阅读http://web.archive.org/web/20040709130607/fp.bio.utk.edu/darwin/NAS_guidebook/provin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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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creation.com/how-old-is-the-earth

约拿单•萨法提 著   中国创造论团契 译

2003年是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50周年纪念。发现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都因此获得了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生 命体有着令人惊叹的设计和复杂性，这为创造主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祂6天创造工作完成后就休息了（创世记2章2-3节），但现 在祂还在托住祂所创造的一切（歌罗西书1章16-17节，希伯来书1章3节）。我们来看看，今天复杂的生物体是如何形成的。

上帝的信息技术

上帝托住万物的一层含义就是，祂已经将所有生物结构的“蓝图”编入广为人知的双螺旋DNA分子结构中。¹ 这 个被代代传承的生命蓝图包含着数量庞大的信息。因此，生物界能够“各从其类”地繁殖。（《创世记》第一章中“各从其类”一词反复说了10次）。无神论兼进 化论的领袖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承认： “在人类一个细胞的DNA中所存储的信息量相当于30卷《大英百科全书》的三到四倍。” ²

正如《大英百科全书》需要编者以他们的聪明智慧写下《全书》中的信息，我们相信生物细胞中DNA携带的信息同样有一个编写者或传递者，这是合理的，甚至是科学的。³ 因为人们从来没有观察到一个非智能的源头能生成任何一小部分生命所需要的百科全书式的信息。⁴

遗传密码（请参见下面的“生命的程序”）不是一个纯粹的化学反应结果，而是由核糖体中精致的解码机制产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解码机制的本身也是DNA所编码的。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爵士（Sir Karl Popper）指出：

“这样，遗传密码的翻译过程，需要用到某些翻译产物，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这就形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循环，对于试图解释遗传密码起源的模型或理论来说，这似乎真是一个恶性循环。^5,6”

因此，这样的一个系统必须在全部形成以后才能开始工作，这个特性被称为“不能简化的复杂性”。这意味着它不可能经过细微变化和自然选择而产生。DNA是宇宙中的最高密度的信息存储系统。即使是现今所知最简单的生物也拥有482个蛋白质编码基因，有58万个“字母”的组成，⁷ 而人类每个细胞核中都有含有三十亿个“字母”。（见“生命的程序”中对DNA“字母”的解释。）

如果把存储在一个针头大小的DNA分子内的信息写在平装书上，书的总厚度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的500倍，而且每本书都有独特的内容。⁸  换一种说法，我们认为40 GB的电脑硬盘是现在比较先进的技术，而一个针头大小的DNA分子内的信息量等于1亿个这样的硬盘。

DNA 的“字母”的结构，赋予它另一个重要的特性，使遗传信息得以传递：由于碱基的化学结构，A只与T配对，G只与C配对，一个碱基对就像一个旋转楼梯上的一个 梯级。这意味着DNA双螺旋的两条链是可以分离的，每一条链可以再配上新链，如此信息就得到了精确的复制。配上的新链与旧链有相同的信息，但不是一个影印 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更像一个照片的底片。这种DNA复制的精确度大大超过单纯的化学反应所能达到的水平，其误差率大约为100亿分之一，这是因为在 DNA复制后还有编辑（校对和改错）的机制，而这种机制也是靠DNA编码的。在DNA编辑机制存在之前，编码这一机制的信息是如何精确地传递的呢？如果有 人争辩DNA复制的准确性可以通过选择逐步实现，我要提醒读者：DNA复制的高度准确性是必须的，否则就会导致“误差灾难”——“噪音”会以垃圾蛋白的形 式积累。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不可简化的复杂性）。

现在看来，DNA中A﹑T﹑G、C“字母”的选择似乎也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复制的错误。进化论者通常假设这些“字母”偶然存在于所谓的原始汤中，但研究表明，C（胞嘧啶）是极不可能出现在任何像这样的“原始汤”中的。⁹ 相反，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当纳•麦当内尔（Dónall Mac Dónaill）认为这些“字母”的选择就像先进的误差控制系统，与图书的ISBN码、信用卡号码、银行帐户和机票的号码设计类似。用任何其它字母替换，都会招致误差灾难。¹⁰

内含子

细胞并不直接阅读DNA，而是首先把它抄写成一个与DNA非常相似的分子，称为RNA，¹¹  这一过程叫做转录。除了细菌之外，大多数物种还要对转录成的RNA进行进一步加工。RNA是DNA的影像，其中包含编码蛋白质的区域，称为外显子，不编码 蛋白质的区域称为内含子。内含子需要被切除，外显子要拼接在一起形成mRNA（信使RNA），然后才能被解码形成蛋白质。这个剪接过程也需要精心设计的分 子机器，称为“剪接体”。剪接体在内含子上组装，它将内含子精确地切除，并将外显子拼接在一起（参见剪接体工作机制动画）。剪接体的剪切方向和位置必须正 确，因为外显子的衔接哪怕有一个字母差错，都会使翻译出来的蛋白质天差地别。因此，进化不完善的剪切机器是有害的，应该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理查德•罗伯茨 （Richard Roberts）和菲利普·沙普（Phillip Sharp）于1977年发现内含子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事实证明，DNA基因组中97 – 98%可能是内含子和其它非编码序列，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内含子存在？

垃圾DNA？

道金斯和一些人曾声称这种非编码的DNA是“垃圾”或“自私”DNA。可想而知，有智慧的设计师是不会设计这样一个低效系统的，因此他们辩称这一定是进化而来的。与这个说法相似的是，在19世纪他们称人体中有大约一百个退化器官，¹²是我们的进化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无用的器官残余。¹³ 但更开明的进化论者，如斯卡丁（Scadding），指出这种论述在逻辑上是不合理的，因为从原则上要证明一个器官没有用是不可能的；相反，它可能有功能，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斯卡丁也提醒我们：“随着我们知识的增加，退化结构的清单减少了。” ^14，15，16道金斯经常声称信仰造物主是一种“逃避”，而事实上，退化或垃圾的说法才是真正的“逃避”。这种“逃避”阻碍了对退化器官重要功能的研究，他们对非编码DNA也故技重施。

实 际上，即使进化是真的，认为内含子无用的观点也是荒谬的。为什么复杂的生物体进化出如此精密的剪接机器来剪掉它们？相反，自然选择应该钟爱那些不用浪费资 源去处理基因组中98%的垃圾的生物。现在人们已经为所谓的“垃圾DNA”发现了很多的用途，包括基因组的整体架构和基因的调控。一些创造论者认为，诺亚 方舟上的各个物种在洪水后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多样化，与这种DNA有关。¹⁷

有一种的非编码RNA，称为小分子RNA（miRNA），其作用似乎是调控蛋白质的合成过程，这些RNA分子在人类、小鼠和斑马鱼中几乎完全相同。近年科研人员对小鼠的基因组进行测序，¹⁸  结果令人惊讶 ，报纸上出现了《“垃圾DNA”包含必要的信息》之类的标题。¹⁹ 他们发现5%的基因组在哺乳动物之间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只有2%是实际的基因。所以他们推断，另外3%的DNA相同是肯定有原因的。研究者认为，那3%的基因可能在决定基因的行为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基因表达的顺序。²⁰

同样，内含子的破坏也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在一个内含子的中间删除了四个“字母”后，剪接体无法与内含子结合，导致内含子未被切除而被包含在（被翻译的）基因中。²¹ 在内含子中的突变也会干扰“印记（imprinting）”的过程，也就是某些基因只有从父亲来的版本得到表达，另一些基因只有从母亲来的版本得到表达，而不是父母的基因版本同时表达。若父母的版本同时表达的话，将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和癌症。²²

另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DNA可以传导电信号，传导的距离大约为60个DNA字母，60个DNA字母足以编码20个氨基酸，这是相邻基因之间的分子开关的典型 长度。从理论上讲，电信号可以无限地传导下去。然而，单个或多个A T碱基对能够终止电信号，也就是说，它们充当绝缘体或“电路的电子铰链”。所以，尽管这些DNA区域不编码蛋白质，但是当自由基攻击远处的DNA时，它们 可以保护重要基因，免于受到电流破坏。²³

所以时代不同了，德国明斯特（Münster）大学的亚历山大·胡腾霍夫（Alexander Hüttenhofer）说：“五六年前，人们说我们是浪费时间。而到了今天，再没有人认为对非编码RNA的研究是浪费时间了”。²⁴

高级操作系统？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的约翰·马蒂克博士（Dr John Mattick）发表了许多论文，指出非编码DNA区域，更精确地说是它们的转录产物（非编码RNA），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基因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25,26 DNA、mRNA和蛋白质之间会发生相互作用。马蒂克提出内含子的角色是充当节点，也就是基因网络中的链接点。内含子提供了许多额外的连接点，使得DNA系统能够执行计算机领域中称之为多任务及并行处理的工作。

在生物体内，该网络能够控制基因开启和关闭的顺序。这意味着，只要把网络稍加改造，就可以让多细胞生物变化万千。与此相反，“早期的计算机就像简单的生物，设计得很巧妙，但那是为一次执行一个任务而设计的。” ²⁷ 旧式的电脑非常不灵活，要改变任何东西都需要重新设计整个网络。类似地，单细胞生物，例如细菌，也不怕不灵活，因为它们不必像多细胞生物那样发育。

进化论的解释

尽 管这个系统有不可简化的复杂性，马蒂克认为这个新系统是以某种方式进化而来的，而且该系统让简单的生物进化成了众多复杂的生物。然而，面对同样的证据，从 圣经的观点出发，则能提出更合理的解释。这个系统确实可以使多细胞生物从“简单”细胞发育而来，但这里所说的“简单”细胞特指的是受精卵。这样解释更合情 理，在受精卵的里面已经预备好所有的程序，这些程序包含了从胚胎发育成复杂生物体的所有信息。

这也是一个完美设计的例子，指向同一位设计 师，而非多位。相反，当第一个简单的细胞通过所谓的进化，获得复杂的剪切机器的时候，自身没有需要剪接的内含子。但马蒂克对生物多样性的说法可能有正确的 部分。创造论者也相信洪水后各种生物不断趋向多样化，尽管这种多样化并不涉及新的信息。一些创造论者提出，DNA中某些非编码的部分可能促进生物更快地多 样化，²⁸ 而马蒂克的理论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机制。

科学的障碍

马蒂克的理论受到了严厉的批驳，法国马赛的国家研究院的珍•米歇尔•克拉弗里（Jean-Michel Claverie）指出：

“我 对他的工作不以为然。一般来说，这些整体观念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忽略了最基本的生物学原理：生物结构是通过进化出一个一个微小的子系统，并且将这些子系 统逐渐叠加而成的，而不是整体上的设计。若说在一个特定基因中的某个内含子随机进化出了某种调控性能，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若说所有的基因都获得了内含 子，为的是将来能用于调节基因表达，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

这意味着：若内含子系统真的是一种先进的控制系统，它的复杂性真的是不能简化，因为进化过程不能逐步地建立这个系统。
它 说明了进化论背后的唯物主义假设的地位。通常，无神论者，如道金斯，用进化论作为支持他们信仰的“证据”，事实上，进化论却是从唯物主义的假设中推导出来 的！如理查德•里翁亭（Richard Lewontin）写道：“…我们有一个先验承诺，就是恪守唯物主义。……而且，唯物主义是绝对性的，我们不能让任何神圣的脚踏进大门。”²⁹ 斯科特•托德（Scott Todd）说：即使所有的数据都指向有一个智慧的设计师，这样的假设也必须被排除在科学之外，因为这不符合自然主义。”30
一 方面许多人将“垃圾”DNA作为进化论的“证据”，而在这里，克拉弗里却用进化论的假设来“证明”非编码DNA是垃圾！这和退化器官的情况类似。事实上， 进化论被当成了退化的依据，从而妨碍了对这些器官的功能的研究。类似地，克拉弗里的态度也会妨碍对非编码DNA网络调节功能的研究。

小结

“垃圾DNA”（或者更确切地说，不直接编码蛋白质的DNA）并不是进化的证据。相反，其所谓的“无用”是根据进化的错误假设推理出来的。
这些DNA的功能未被发现，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具备功能。
现在这种非编码DNA的很多功能已经被发现。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非编码DNA在复杂的基因网络中扮演核心角色。它们可能在单细胞受精卵发育为多细胞生物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挪亚洪水后动物的多样化过程中也功不可没（例如一种犬科动物演变为澳洲野狗、狼、土狼等）。
（参考文献之后附有短文《生命的程序》，进一步介绍生物信息的概念）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DNA即脱氧核糖核酸。参见 Wieland, C.,The marvellous ‘message molecule’, Creation 17(4):10–13, 1995.

2.     Dawkins, R.,The Blind Watchmaker, W.W. Norton, New York, p. 115, 1986

3.     Grigg, R.,Information: A modern scientific design argument, Creation 22(2):52–53, 2000.

4.     Gitt, W.,In the beginning was Information, CLV, Bielenfeld, Germany, 1997.

5.     Popper, K.R., Scientific Reduction and the Essential Incompleteness of All Science; in Ayala, F. and Dobzhansky, T., Eds.,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p. 270, 1974.

6.     Sarfati, J.,Self-replicating enzymes? Journal of Creation 11(1):4–6, 1997.

7.     Fraser, C.M. et al., The minimal gene complement of Mycoplasma genitalium,Science 270(5235):397–403, 1995; perspective by Goffeau, A., Life with 482 Genes, same issue, pp. 445–446.

8.     Gitt, W.,Dazzling design in miniature, Creation 20(1):6, 1997.

9.     Sarfati, J.,Origin of life: instability of building blocks, Journal of Creation 13(2):124–127, 1999.

10.   Bradley, D., The genome chose its alphabet withcare, Science297(5588):1789–91, 13 September 2002. 麦当内尔的理论提及了奇偶校验位，一个二进制字符串后增加一个额外的1或0，让其成为偶数字符。例如，当传输数字11100110时，后边添加一个额外的1（即11100110，1），或者在11100001后添加一个零（成为11100001，0）。如果在传输数字时出现了一个错误，变1为0，或者变0 为1，字符串加起来将是奇数，所以接收方就知道，数字没有被准确地传输。麦当内尔发现他可以将DNA“字母”的某些结构特点看作四位二进制的数字，其中第 四位是校验位。他发现，这些DNA字母全部是偶数，而混合奇偶特性的核苷酸“字母表”将带来灾难性的误差率。

11.   RNA 即核糖核酸.

12.   在 《人体结构：他既往历史的索引》一书中，Wiedersheim声称在人体内有超过180个“退化的”结构，包括86个的“退化”器官，见The Structure of Man: an Index to his Past History; transl. Bernard, by H. & M., Macmillan, London, 1895.

13.   《简 化牛津英语词典》（1993）中给“退化”的定义是“衰变或萎缩，在进化过程中成为没有用处的。”现在一些进化论者重新把“退化”简单地定义为，“减少或 改变了功能”。因此，即使是有价值、有功能的器官（符合设计）现在也可能被称为“退化”。这似乎是在辩论失败的时候，临时改变了辩论的规则。

14.   Scadding, S.R., Do ‘vestigial organs’ provide evidence for evolution?,Evolutionary Theory 5(3):173–176, 1981.

15.   参见 Bergman, J. and Howe, G., ‘Vestigial organs’ are fully functional,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Books, Kansas City, 1990.

16.   最 近的一个例子，是马腿上某些很短的肌肉，目前已知它们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减轻有害振动。见Sarfati, J., Useless horse body parts? No way! Creation 24(3):24–25, 2002; 基于 Nature 414(6866):895–899, 855–857, 20/27 December 2001.

17.   参见综述Walkup, L.,Junk DNA: evolutionary discards or God’s tools? Journal of Creation 14(2):18–30, 2000.

18.   Nature420(6915):509–590, 5 December 2002.

19.   Gillis, J., ‘Junk DNA’ contains essential information—DNA has instructions needed for growth, survival,Washington Post, 4 December 2002.

20.   进 化论者称这些几乎相同的DNA序列为“高度保守”，因为他们解释这种“高度保守”是源自于共同的祖先，自然选择会淘汰任何在这5%“高度保守”的DNA序 列上有偏差的生物，因为这些DNA的精确度对于生物体能够正常工作极为重要。但创论者把同一个事实解读为有一位设计师精确地创造了这些序列，这是功能的需 要。所谓进化论推动的科学进步，在圣经框架下至少同样容易解释，这又是一个例证。

21.   Cohen, P., New genetic spanner in the works,New Scientist 173(2334):17, 16 March 2002.

22.   Batten, D.,‘Junk’ DNA (again), Journal of Creation 12(1):5, 1998.

23.   Coglan, A., Electric DNA: There’s another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lurking in our genes,New Scientist 161(2173):19, 13 February 1999; citing Jacqueline Barton of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emistry & Biology 6(2):85.

24.   Dennis, C., The brave new world of RNA,Nature 418(6894):122–124, 11 July 2002; cited on p. 124.

25.   Mattick, J.S.Non-coding RNAs: The architects of eukaryotic complexity, EMBO Reports 2:986–991, November 2001.

26.   Cooper, M., Life 2.0,New Scientist 174(2346):30–33, 8 June 2002; Dennis, ref. 24.

27.   参注释26, p. 32.
g. Wood, T.C., Altruistic Genetic Elements (AGEs), cited in Walkup, ref. 17.

28.   Lewontin, R.,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emons,The New York Review, 9 January 1997, p. 31; Evolutionist’s blind faith in atheism, regardless of how absurd it seems.

29.   Todd, S.C., correspondence toNature 401(6752):423, 30 Sept. 1999; A designer is unscientific—even if all the evidence supports one!

生命的程序

信 息是存储介质中的单元被排列的复杂程度，它并不取决于被排列的介质。例如，一张纸上有很多的字，其信息是使用由墨水分子排列成的26个英文字母作为存储媒 介。但字母本身并不包含信息。即使信息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使用了一套不同的字母，也不会改变信息的内容，而仅仅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而已。然而，在电脑硬盘 上存储信息的方法却是完全不同——它上面的信息是存储在磁盘上的一系列磁性“开关”模式。同样，信息不是在磁性的物质上，而是磁性物质的排列方式。完全不 同的信息媒介可以携带完全相同的信息。例如，你正在阅读的这篇文章，虽然显示界面和在我的电脑硬盘上携带信息的是两个不同的媒介，但信息是完全相同的。在 DNA中，信息存储在四种碱基（A、C、G和T）的序列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可以称为化学“字母”，因为它们存储信息的方式与打印的字母类似。1  进化论者在解释 “原始汤”里何以产生这些“字母”的问题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2 但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也还是毫无意义，就像给你一碗字母汤一样。

在 自发的化学作用下，这些“字母”是倾向于分解的，因此要让它们自发地连结在一起又是另外一个难题！3 最重要的是，这些“字母”必须被正确地排列才能有生物学意义。三个DNA“字母”组成一个密码子，编码一个蛋白质 “字母”（称为氨基酸），这个信息转换过程被称为翻译。蛋白质分子上即便是一个错误也可能是灾难性的，所以正确的解码（翻译）是非常重要的。如同阅读书面 语言时一样，只有在读者熟悉所读的语言时，他/她才能明白里面的信息。例如，读者必须知道字母序列c-a-t的意思是一个毛茸茸的、并有可伸缩的爪子的动 物。而序列g-i-f-t在英语的意思是礼物，但在德文中，序列g-i-f-t意味着毒药。可以理解，在911恐怖袭击后，大众有炭疽恐慌，一些德国邮政 工人非常不愿意处理标记着gift的包裹。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DNA内有4种碱基，分别是腺嘌呤、胞嘧啶、鸟嘌呤和胸腺嘧啶。它们是构建核苷酸的组成部分，核苷酸由脱氧核糖、磷酸和碱基构成。在RNA中，尿嘧啶（U）替代了胸腺嘧啶，核糖替代了脱氧核糖。

2.     Sarfati, J.,Origin of life: instability of building blocks, Journal of Creation 13(2):124–127, 1999.

3.     Sarfati, J.,Origin of life: the polymerization problem, Journal of Creation 12(3):281–284, 1998.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创造事工国际 
本文源自创造国际事工网站chinese.creation.com，经许可使用。
原文 http://creation.com/dna-marvellous-messages-or-mostly-mess#r20

作者:约拿单·萨法提   翻譯:中国创造论团契

我们的地球是宇宙中唯一被发现有液态水的地方¹。实际上，宇航员从太空中遥望地球，看到的主要是水。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71%的面积。如果地球表面是平的，这些水足以覆盖整个地球达2.7公里之深。

含盐度

海洋对地球上的生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也调节气候使其温和。然而，尽管海洋里有13.7亿立方公里的水，人类却不能靠饮用它生存，因为海水太咸了。

“盐”对于化学家来说，指的是一大类由金属和非金属形成的化合物质。普通的食盐是金属钠和非金属氯组成的，也被称为氯化钠。它含有相互吸引到带电粒子——离子，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晶体。这些离子在盐溶解的时候便分离开来。海水中主要的离子是钠离子和氯离子，但还有其他成分。咸海水是人类的福祉，它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矿物原料。

海洋存在多久了？

海洋盐分有许多来源（见下文），但这些盐分想脱离海洋却很不容易。因此，海水的咸度稳步增加。既然我们可以得知现在海洋中的盐分含量以及盐分进出海洋的速率，我们应该可以计算出海洋的最大年龄。

其实，这个方法最早是由牛顿爵士的同事埃德蒙·哈雷爵士（Sir Edmond Halley，1656-1742，因哈雷彗星闻名于世）提出的。²继他之后的一位地质学家、物理学家、放射治疗的先驱，约翰·焦利（John Joly，1857-1933）推断海洋最多只有八千至九千万年。³但这个年龄对进化论者来说远远太小了，他们认为生命是几十亿年前从海洋中进化出来的。最近，地质学家史蒂夫·奥斯丁（Steve Austin）博士和物理学家莱赛尔·罕弗莱斯（Russell Humphreys）分析了由当代地质科学机构提供的海洋钠离子（Na⁺）含量及其进出海洋速率的数据。⁴  入海速率越低，出海速率越高，据此计算出的海洋年龄就越古老。

每一千克的海水中有10.8克溶解的钠离子（大概占百分之一的质量）。这意味着，海洋中有1.47 x 10¹⁶(14,700万亿)吨钠离子。

钠的输入

陆地上的水会溶解裸露的盐矿，侵蚀许多矿物，尤其是粘土和长石，并将其中的钠元素解离出来，这些盐分由河流携带进入海洋。有些盐分是由陆地地下水直接供应海洋的，称为海底地下水排放（SGWD），地下水含的矿物质浓度通常很高。海底沉淀物和海底热泉也会释放大量的钠元素。此外，火山灰也提供了一部分钠元素。

奥斯丁和罕弗莱斯的计算结果显示，现在每年输入海洋的钠大约为4.57亿吨。历史上每年钠的输入量，即便采用对进化论者最有利的假设，也不会小于3.56亿吨。

事实上，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目前盐的入海速率比奥斯丁和汉弗莱斯认为的还要大。⁵以前，人们认为海底地下水排放只相当于地表入海水量（主要为河流）的0.01-10%。但是这份新的研究通过对沿岸海水中镭元素放射性的测定，发现海底地下水排放量可高达河流入海水量的40%。⁶这意味着海洋年龄的最大值可能会更小。

钠的输出

住在海边的人常常会遇到汽车生锈的问题。这是因为有盐雾——从海洋逸出的小水珠在水分蒸发后留下细微的盐晶体。这是钠脱离海洋的一个主要渠道。另一个主要输出方式是离子置换——粘土会吸收海水中的钠离子而向海洋释放钙离子。而当海水囤积于海底沉积层的孔隙中，也会使海水损失一部分钠。有些被称为沸石的矿物质，其晶体结构含有很大的空隙，可以吸收海水里的钠元素。[编注：有些反对创造论的人提出还有钠长石的形成，可以吸收海底盐分，可以参见附录中罕弗莱斯博士的回应]。

但是，所有这些钠输出的总和要远远小于输入。奥斯丁和罕弗莱斯计算出现在每年有近1.22亿吨钠脱离海洋。而历史上最大的输出量，即便采用对进化论者最有利的假设，也不会超过每年2.06亿吨。

估算海洋的年龄

即便采用对进化论者最有利的假设，奥斯丁和罕弗莱斯计算出海洋年龄必定小于6千2百万年。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实际年龄，而是最大估算年龄。也就是说，这一证据符合任何小于6千2百万年的年龄，包括根据圣经推测出的6千年左右。

奥斯丁和罕弗莱斯的计算采用了合理范围内可能有的最小输入速率和最大输出速率。而且还假设起始的时候不存在已溶解的盐。如果我们采用一些更贴近实际的假设条件，计算出的年龄就要远远小于这个数值。

首先，上帝起初创造的海洋很可能已经含盐，以给海鱼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挪亚洪水也必定溶解了陆地岩层中大量的盐分。洪水退去时这些盐分一起进入了海洋。最后，比估算值更大的海底地下水排放量也会进一步减少海洋年龄的最大值。

结论

海水的盐度强有力地证明，海洋以及地球本身的年龄要远远小于进化论所要求的几十亿年，而更符合圣经所说的六千年左右。海洋年龄也要远远小于进化论者给许多海洋生物定的年龄。简单说来，海洋对于进化论者的口味而言还不够“咸”！当然，所有这样的计算都依赖于对过去的假设，如起始条件和恒定的输入输出速率。这样的计算永远无法证实某样东西的年龄。要确知年龄，我们需要目击证人（参见约伯记38:4). 这些计算不过是为了说明，即使采用进化论者自己对过去的假设，地球也要远远比他们通常宣称的年轻，地球的年龄与圣经没有冲突。

附录：钠长石化是进化论的逃生舱口吗？

反对创造论的格林·莫尔顿（Glenn Morton）声称一种富含钠元素的长石——钠长石(NaAlSi₃O₈)，会在海底形成，将盐分从海水中析出。他认为这个钠沉淀现象足以推翻奥斯丁博士和罕夫莱斯博士的年龄计算。罕夫莱斯回答了一位引用了格林·莫尔顿言论的批判者，（经罕夫莱斯允许，摘录如下）：

格林·莫尔顿在这点上完全弄错了，严谨的创造论者可以继续使用海水中的钠作为年轻地球的证据。莫尔顿把他致奥斯丁和我的信发给你，却没有给你看我们给他的回信。他也没有告诉你他如何终止了我们的信件来往。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钠长石的确会在海底热泉里形成，将高温海水中的盐析出。但是当钠长石接触到温度较低的海水时，就会分解为海绿石矿物，又将等量的钠释放到海水中。这也是为什么（任何数量可观的）钠长石只出现在中洋脊，而不会在其它地方出现。总而言之，他的“钠长石沉淀池”会变成“海绿石矿源”，但是对海洋中钠的总量的净影响是零。

这可能对你来说有些专业了。还有一个不太专业的的方法，让你自己判断莫尔顿观点的对错：你可以搜一搜，看看他的“钠长石沉淀池”理论有没有在地质化学期刊中发表。这类刊物中最前沿的一份，名称是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Acta。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这类期刊肯定会欣欣然地予以发表，因为这会解决我和史蒂夫指出的这个存在了75年的问题，就是钠元素输入与输出的巨大差距。世俗的科学机构可能会为此给莫尔顿颁发诺贝尔奖！

不仅如此，莫尔顿肯定也会为在这样的期刊上发表他的理论而非常自豪，他肯定会在自己的网站上重点提及。如果你看到的话，请告诉我。如果没有看到，你就大概知道，莫尔顿又忽悠你了。

怀疑论者和年老地球论者的网站上一般刊登的都是些混淆是非的理论。他们逃避同行的评议，也不发表论文。相反，他们仅依赖于大部分读者的无知来防止他们的伪科学被揭穿。任何人都可以在一个个网站发任何的言论，诗篇1:1-2却应许赐福给那些不沾此事的人：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莱赛尔·罕弗莱斯

创造研究院

参考文献

1.    人们认为木星的一颗卫星，欧罗巴的冰冻地壳下方有液态水，但是这还未被证实。

2.    E. Halley, ‘A short account of the cause of the saltness [sic] of the ocean, and of the several lakes that emit no rivers; with a proposal, by help thereof, to discov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29:296–300, 1715

3.    J. Joly, ‘An estimate of the geological age of the earth’, Scientific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Dublin Society, New Series, 7(3), 1899; reprinted in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June 30, 1899, pp. 247–288; cited in Ref. 4. 

4.    S.A. Austin and D.R. Humphreys, The sea’s missing salt: a dilemma for evolutionist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Vol. II, pp. 17–33, 1990. 本文未能详细解释的细节内容可以参考此文。 

5.    W.S. Moore, ‘Large groundwater inputs to coastal waters revealed by ²²⁶Ra enrichments’, Nature, 380(6575):612–614, 18 April 1996; perspective by T.M. Church, ‘An underground route for the water cycle’, same issue, pp.579–580. 

6.    M.T. Church, Ref. 5, p. 580, 评论道：“沿岸洋区有大量海底地下水排入，这个结论有可能颠覆我们对海洋化学物质平衡的认识”。

转自国际创造事工CMI creation.com/salty-seas-chinese-simplified

作者：罗伯特•W•卡特（Robert W. Carter）翻译：中国创造论团契

[编者按：随后发表在《创造期刊》(Journal of Creation) 23(3):12 – 13，2009.]

所谓的“垃圾DNA”已经处境艰难。它曾经一度是支持进化理论的典型代表，但在过去的几年里，其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关于垃圾DNA功能的文章已经在本网站其它文章和《创造期刊》²引用。在多坍（Dothan）创造－进化的辩论中³，我的对手不断地重复主要论点就是垃圾DNA。我警告说，这是把无知当论据，别忘了“形式服从功能”，正如关于退化器官的陈旧争论一样（一旦其功能被发现，这种论点就很容易被证伪）。我们果然不需要等太久，因为一项新研究结果已经把垃圾DNA的概念带到了垃圾桶旁边，这垃圾桶是专门盛放过期的进化论推测的。福克纳（Faulkner）等人（2009年）⁴宣称逆转录转座子（据说是插入人类和其他物种基因组中的古老病毒的残余）原来有重要的功能，从此垃圾DNA夹起了尾巴。

背景

J·B·S·霍尔丹（1957年，霍尔丹）⁵和其他人的研究工作表明，在人类进化的时间范围内，自然选择不可能选择出数百万的新突变。鉴此，木村（1968年）⁶提出了“中性进化”的想法，因为如果“霍尔丹的困境”⁷是正确的话，大多数DNA必须是没有功能的。DNA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地变异而无需接受自然选择。这样，自然选择就可以作用于重要的元件，其他部分任由中性进化去随机运作。既然自然选择不能作用于那些不影响生存和繁殖的中性特征，中性进化就可以通过没有内在“选择代价”的随机漂移而进行。⁸“垃圾DNA”一词起源于大野（1972年），⁹他这个概念完全基于中性进化的想法。对于大野和其他同时代的科学家来说，蛋白编码基因之间的巨大空间是无用的DNA，其唯一功能是在染色体中分隔基因。现在你明白垃圾DNA的这一概念的由来了吗？它是数学上的必然推论，它的发明是为了解决进化理论的一个困境。如果没有“垃圾DNA”理论，进化就会陷入无法克服的数学困境中。

再重申一次：垃圾DNA不仅仅是为一些似乎没有功能的DNA打上的标签，而是进化论的需要。从数学上讲，物种间的变异太多，需要突变的DNA太多，而现实中的物种的世代数目太少，不足以实现这些变化。这是霍尔丹工作的关键。没有了垃圾DNA，进化理论目前就不能在数学上来诠释万物演变的机制。试想，在进化模型中，人类和黑猩猩分化之后的时间只有300～600万年。人类每代大约有20～30年，那他们就必须在10万～30万代之内将人类和黑猩猩之间数以百万计的突变固定下来。这包括至少3500万单个碱基的差异¹⁰，超过9000万个只存在于人类而不存在于黑猩猩的DNA碱基对¹⁰，近700个只存在于人类而不存在于黑猩猩中的基因（大约占全部基因的6%），¹¹更有成千上万的染色体重组。而且，黑猩猩的基因组比人类基因组大13%¹²，这个差异主要是由于黑猩猩染色体末端的异染色质所致。这一切基因组差异都要在一个非常短的进化时间内出现。即使95%以上的基因组是没有功能的，时间还是不够，但如果垃圾DNA是有功能的话，他们的处境将变得更加严峻。每发现一个垃圾DNA的新功能，都让进化论者的处境雪上加霜。

“垃圾DNA ”的一个重要类型是“逆转录转座子”，曾被认为是因古老病毒感染而留下的，这些病毒的DNA被随机插入到（例如）人类的DNA中。

恩特· 福克纳（Enter Faulkner）等人（2009年）在人类和小鼠身上进行研究工作，他们发现有6％至30%的RNA，其合成的起始点位于在逆转录转座子内¹³。逆转录转座子的分布显然不是随机的。这令人震惊，但他们补充道，这些RNA通常只在特定的组织中合成，似乎有不同类型的逆转录转座子在不同的组织中参与调节基因的表达。他们的结论从一开始就似乎不支持逆转录转座子是进化的垃圾这一想法，后来结果则更好。原来，逆转录转座子存在于基因密集的区域，且在基因组内有明显的群集现象，显示其分布的非随机性。当他们出现在蛋白质编码基因的上游，就为基因转录提供了多个起始位点，产生大量互不相同的mRNA和非编码RNA。在转录产物的下游，超过四分之一的蛋白质编码基因（RefSeq基因¹⁴）在3 ‘端的非翻译区（UTR）内含有逆转录转座子的¹⁵，其作用是减少蛋白质合成量。他们得出结论，这些3’UTR具有强烈的转录调控作用。垃圾DNA竟有如此功能！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他们根据逆转录转座子分布的，发现了基因组内多达23,000个潜在调节区域。此外，他们还发现了2000处由逆转录转座子导致的双向转录（DNA在两个方向上“阅读”，而不是人们认为的一个方向）。

福克纳等人一度淡化他们自己的结果，他们指出只有某些逆转录转座子含有活跃的启动子，而且这些活跃的启动子中只有一部分有功能。他们并不强调逆转录转座子有着通用的功能。然而，正如福克纳等人也指出的，逆转录转座子数量庞大，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启动子就存在于蛋白质编码基因的旁边，影响着这些基因的调控和（假设中的）演化。他们的结论是，逆转录转座子在整个基因组范围内对转录有关键影响，“对哺乳动物全部转录产物的输出功能进行多方面的调节”，“无处不在地影响着转录的起始和转录的调节”， “在将来的基因组研究中必须将它们看作转录机器。”

这些结果令人瞠目。 随着基因组调控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多的基因组被证实是有功能的，人不禁要问：进化论者的垃圾DNA概念还能坚持多久？然而，他们必须坚持下去，因为如果没有垃圾DNA，他们将失去一个最有力的论据。他们最近刚失去了一个最喜欢的证据：基因组中存在古老的失活病毒。逆转录转座子并不是过去无用DNA的残留，而是与哺乳动物基因组极其复杂的调节网络相整合，发挥着功能！

我想指出，持年轻地球论的神创论者并不要求整个基因组都有高度的功能。虽然我猜测最终人们会发现，基因组中的大部分序列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转录调控，但也许,基因组中有一大部分只是为有功能的元件提供临时性架构，就如在三维基因组的摩天大楼外搭起的脚手架。即使不直接参与基因调控，其序列特异性也许很弱，这些部分还是有功能的（因为这些结构是必需的）。我们必须等到最后（充分的研究结果）再来看它们是如何工作的。现在，让我们振作起来，进化论证的又一个薄弱环节已经暴露出来。

参考文献

1.  ‘Vestigial’ Organs Questions and Answers; see especially No joy for junkies.
2.  如，Woodmorappe, J., Potentially decisive evidence against pseudogene ‘shared mistakes’. Journal of Creation18(3):63–69, 2004.
3. 在大多坍（Great Dothan）的创造-进化争论，大多坍辩论。
4. Faulkner G.J., et al., The regulated retrotransposon transcriptome of mammalian cells. Nature Genetics41(5):563–571, 2009.
5. Haldane, J.B.S., The cost of natural selection, Journal of Genetics55:511–524, 1957.
6. Kimura, M., Evolution rate at the molecular level, Nature217:624–626, 1968.
7. Batten, D., Haldane’s Dilemma Has Not Been Solved. Journal of Creation19(1):20–21, 2005.
8. Batten, D., The Biotic Message: Evolution versus Message Theory. Journal of Creation11(3):292–298, 1997.
9. Ohno, S., So Much “Junk” DNA in our Genome. Evolution of genetic systems.Brookhaven Symposia In Biology, no. 23 (Smith, H.H., ed.) pp. 366–370, 1972. (Available         at junkdna.com/ohno.html)
10. Varki A. and Altheide T.K., Comparing the human and chimpanzee genomes: searching for needles in a haystack. Genome Research15:1746–1758, 2005.
11. Demuth J.P., et al., The evolution of mammalian gene families. PLoS One1:e85, 2006.
12. 根据基因组规模数据库（http://www genomesize.com），人类基因组规模被计算为2（按照“C值”进行计算，C值是一个比重单位，（在理论上）直接与基因组规模成正比），黑猩猩C值有分歧，分别是3.46, 3.63, 3.76 和3.85。但都表明人类基因组比黑猩猩的小（约8-17%）。
13. RNA是从DNA到蛋白质的一个中间步骤，是根据DNA通过转录过程而合成的。然而，并非所有的RNA都会翻译成蛋白质，RNA在细胞内有众多其他的功能。
14. 一个标准的蛋白编码基因的目录。ncbi.nlm.nih.gov/RefSeq
15. UTR（“非翻译区”）是mRNA中不翻译成蛋白质的部分。通常一个mRNA分子的两端各有一个UTR。³ ‘ UTR位于下游，在蛋白质编码区之后，通常包含一个终止信号、一个多聚腺苷酸信号、及其他特征性结构。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创造事工国际 

本文源自创造国际事工网站chinese.creation.com，经许可使用。

原文http://creation.com/junk-dna-slow-death

拉塞尔•格里格 著   中国创造论团契 译

很早以前，人们就已发现，一位富有成效的进化论普及人士伪造了一些图画，但这场骗局惊人的欺诈程度至今才被揭露。

大多数人曾经听过这个说法，或被这样教导过：人类的胚胎在子宫发育的头几个月的过程中经历了（或重演）不同的进化阶段，例如像鱼那样有腮，像猴子那样有尾巴等等。
这个理论不仅被人们当成事实，灌输给一代又一代的生物/医学学生，而且多年来也被视为堕胎合理化的理据。支持堕胎的人士声称：被杀的胎儿不过是在鱼的阶段或猴子的阶段，还未成为人。
19世纪60年代末，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在德国大力提倡这个被称为胚胎重演论的理论，以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尽管海克尔手中并没有证实胚胎重演论的依据。1

捏造的证据

由于缺乏证据，海克尔着手捏造证据。他刻意欺诈性地修改了由其他科学家绘制的人类和狗的胚胎，以增加不同物种胚胎之间的相似之处，并隐藏其不同之处。我们在最近一期的《创造杂志》报道了这个骗局。2
海克尔的德国同行（尤其是1874年比锡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威廉•伊斯Wilhelm His）意识到这是一种欺诈行为，并且从海克尔的口中取得了关于该不当行为的口供，海克尔指责胚胎图的绘制人犯了错误，但却没有承认自己正是它的绘制人! 2
多数有见识的进化论者在过去的70年里已经意识到胚胎重演理论的错误。3
然而，胚胎重演理论仍然作为进化论的证据出现在很多书籍中，特别会被百科全书和进化论推广人使用，如卡尔•萨根（Carl Sagan）4

不过——问题不止这些

当进化论者说胚胎重演论是错误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承认胚胎比较不能成为支持各物种拥有共同祖先的证据。事实上，他们仍然经常强调胚胎在早期发育阶段中出现的所谓相似性（他们称为胚胎同源性），以此作为进化的证据。他们认定“这些相似之处是常识”。5
多 年来，这种所谓的胚胎相似理论，一直有意无意地植根于海克尔的一组24个胚胎的图画，海克尔首先将这些图画发表于1866年的《普通生物形态学》 （Generalle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然后在1874年再度发表于流传更广的《人类起源》（Anthropogenie）（见下文）中。这些图画旨在显示鱼、蝾螈、海 龟、鸡、猪、牛、兔和人类胚胎发育的三个阶段。

在这些图画中，各物种的胚胎在发育的各个阶段，尤其是早期的阶段，显示出较大的相似性。自从这些胚胎图出现，人们就假设它们给我们展现了一些接近真相的脊椎动物的胚胎。到现在它们仍然出现在教科书和流行的文献中。6, 7
但事实上，没有人花时间检查这些图画的真实性。直到现在有人去检查的时候，才发现海克尔的欺诈行为是比任何人所想象的更加严重的。这个欺诈不但影响胚胎重演论，而且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相似之处，比任何人所想象的要少得多。

欺诈图片的核实和暴露

在伦敦圣乔治医院和医学院的讲师、胚胎学家迈克尔•理查森（Michael Richardson）在《解剖学和胚胎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8中进一步揭露了这个刻意的骗局。近期《科学》杂志9和《新科学家》10期刊都对理查森的文章做了评论。
理查森说，他总觉得海克尔的图画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图画与他[理查森]所了解的鱼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动物胚胎各部的发育速度不相符。” 8 他找不到任何关于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胚胎比较的实验记录。所以“谁也不曾援引任何比较胚胎学数据来支持这一理论”。8
因此他组织了一个国际研究小组“专门对多种脊椎动物胚胎的外部形态进行研究和拍照”，研究“与海克尔图画在同一个阶段的胚胎。”8
研 究小组收集了39种不同的脊椎动物的胚胎，包括澳大利亚的有袋动物、波多黎各的树蛙、法国的蛇以及英国的鳄鱼等动物的胚胎。他们发现，不同物种的胚胎差异 非常大。事实上，这些胚胎的差异是如此地大，海克尔的图画（看起来极为相似的人、兔子、蝾螈、鱼、鸡等胚胎）不可能是按照真正的胚胎样品画出来的。
《泰晤士报》（伦敦）的奈杰尔•霍克斯（Nigel Hawkes）采访理查森。11 这篇文章中称海克尔是“胚胎骗子”，他引用理查森的话：
这 是一个最恶劣的科学欺诈。一个被认为是伟大的科学家却故意误导大众，这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惊的。这让我很生气…他（海克尔）所做的就是，将人类的胚胎的图画 复制，把它当作蝾螈、猪和所有其他动物的胚胎，相同发育阶段的胚胎看起来很相似，但事实上它们并不相似…这些胚胎图画都是伪造的。11

按照理查森和他的研究小组的说法，海克尔不仅添加、删除和篡改胚胎的结构，而且:“他还刻意改变了胚胎各部的比例。
“他还伪造胚胎某些结构的比例，以夸大物种间的相似之处，即使大小相差10倍，他也画得差不多大；在大多数情况下，海克尔通过故意忽略各物种的名称来进一步淡化差异，似乎一个物种就可以准确地代表整个一群。9
1874年，恩斯特•海克尔的图画被伊斯（His）教授宣称为学术欺诈，这个宣称被列入海克尔的忏悔中，但据理查森称：
“到1901年，他的图画被一本名为《达尔文和达尔文之后》的书所采用，然后又被广泛复制于英文生物学教科书中，海克尔的忏悔便消失了。” 9, 12
事到如今，图书馆、出版商和卖家是否会赶快召回这些存在错误的书籍呢？是否会改写或者承认那些支持进化论的胚胎相似性，其实主要是基于学术造假呢？

本 文使用的胚胎照片由迈克尔•K•理查森博士慷慨提供。照片最初来自于M.K. Richardson et al.,‘There is no highly conserved embryonic stage in the vertebrates: implications for current theories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Anatomy and Embryology, 196(2):91–106, 1997, © Springer-Verlag GmbH & Co., Tiergartenstrasse, 69121 Heidelberg, Germany. 经允许在本文使用。

引文和注释

1.   海 克尔之先，已经有动物学家注意到了各种胚胎外观形态的相似之处，其中包括J.F. 梅克尔（J.F. Meckel，1781–1883），M.H. 拉特克（M.H. Rathke，1793 – 1860），和艾蒂安R.A. 塞雷斯（Etienne R.A. Serres，1786 – 1868）。塞雷斯提出了“高等动物胚胎的发育阶段会经历相似于成年低等动物的形态”的理论。创造论者K.冯•贝尔（K. von Baer，1792 – 1876）也注意到胚胎相似性，但反对塞雷斯的观点，他也大力反对达尔文主义（《大英百科全书》1：789，1992年）。后来是海克尔朗朗上口的短语 “Ontogeny recapitulates phylogeny”（意味着人类胚胎在子宫里的发育过程，再现了所谓的从原始生物进化成人的步骤），将这个胚胎重演理论普及化了。

2.   R. Grigg, ‘Ernst Haeckel: Evangelist for evolution and apostle of deceit ’, Creation 18(2):33–36, 1996.

3.   如 进化论者斯蒂芬•J•古尔德（Stephen J. Gould）所说：“胚胎重演理论和 ‘阶梯’分类法，今天应该要被摒弃了。” Dr Down’s Syndrome, Natural History, 89:144, April 1980引于Henry Morris, The Long War Against God, Baker Book House, Michigan, p. 139, 1989.

4.   参 见World Book Encylopedia, 6:409–410, 1994; Collier’s Encyclopedia, 1994, 2:138, 1994; Carl Sagan, The Dragons of Eden, Book Club Associates, London, pp. 57–58, 1977.

5.   多 年来创造论者已经指出，动物形态相似并不证明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相似的形态同样可以理解为来自于相同的设计、实现工程效率的相同路径等等；参见DNA Similarity of Humans and Chimps—does it prove common ancestry?）

6.   参 见Scott Gilbert, Developmental Biology, Sinauer Associates, Massachusetts, fifth ed. pp. 254 and 900, 1997, 文中Gilbert误将图画指为罗曼斯（Romanes）1901所绘制。And George B. Johnson, Biology, Mosby-Year Book, St Louis, p. 396, 1992.

7.   参 见Mahlon Hoagland and Bert Dodson, The Way Life Works, Ebury Press, London, p. 174, 1995, 书中有完整版的海克尔胚胎的全彩图! 并Richard Leakey, Illustrated Origin of Specie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p. 213, 1986。Leakey称海克尔的重演教条有“误导”性，但是仍在使用海克尔的胚胎图画。

8.   Michael Richardson et al, Anatomy and Embryology, 196(2):91–106, 1997.

9.   Elizabeth Pennisi, Haeckel’s Embryos: Fraud Rediscovered, Science 277(5331):1435, 5 September 1997.

10.  Embryonic fraud lives on, New Scientist 155(2098):23, 6 September 1997.

11.  Nigel Hawkes, The Times (London), p. 14, 11 August 1997.

12.  创 造论者一直都知道海克尔的欺诈骗局，虽然不确定其欺诈的程度。见Ian Taylor, In the Minds of Men, TFE Publishing, Toronto, pp. 185ff., 275ff., 1986; Wilbert H. Rusch Sr, Ontogeny Recapitulates Phylogeny,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6(1):27–34, June 1969; Douglas Dewar, Difficulties of the Evolution Theory, Edward Arnold & Co., London, Chapter VI, 1931. Also Assmusth and Hull, Haeckel’s Frauds and Forgeries, Bombay Press, India,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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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自创造国际事工网站chinese.creation.com，经许可使用。

原文 http://creation.com/fraud-rediscovered